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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与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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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裂变中寻找我们的自信 |  

2017-02-14 00:13:3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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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裂变中寻找我们的自信 | - 王晓铧 - 言与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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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科报 盘点

原题:文化未来:在裂变中寻找自信

作者:本报记者 田林

相对于波谲云诡的世界政治,前景黯淡不明的世界经济,2016年的中国文化表面看似沉闷、波澜不惊,实则潜流暗涌。

新媒体渲染放大了社会事件,“山东问题疫苗”、百度“魏则西事件”、“河北大贤村洪灾事件”、“罗尔事件”,等等,新媒体借助社会事件裹挟以躁动、焦虑,演绎着我们的日常生活文化,以至于非理性情绪弥漫;法国尼斯恐怖袭击、土耳其频繁的爆炸袭击、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等等,世界各国开始筑起防守的篱笆,民族主义的脚步日渐清晰,全球或将步入保守主义时代。

在复杂、躁动的2016年,习总书记屡屡提及的文化自信,以及号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为打破当下的文化混沌指明了方向。

  入日常生活的新媒体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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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下,新媒体几乎席卷我们的日常生活,从信息到教育到购物等领域,有着横扫一切的气势。手机、电脑或者iPad已经不单纯是一种技术工具,甚至已经幻化为我们身体的一个“可拆卸器官”,以至于一旦忘记携带这个“器官”出门,我们会感觉身体好像残缺了点什么而心神不宁。

  我们依赖手机来获取生活中的种种信息,在这里,我们形成了跨越地域和阶层的全国性乃至世界性的公共领域,彼此分享,共同工作,或是发起某种公共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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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新媒体助推的一个个事件几乎从头到尾裹挟着我们的生活。有多少事件通过新媒体平台瞬间凝聚巨大的力量:《罗一笑,你给我站住》通过微信平台的转发,短短两天募集了200多万元,但就在我们慨叹微信的力量、感受爱心之时,却被随之抛出的一件件真相震惊,以至于当罗一笑离开人世都没有再激起人们多少的反应;雷洋事件在网络的助推下最终引起社会的关注,后续的审理,无疑成为中国司法进步的一个契机;魏则西事件让我们看到医疗背后巨大的黑洞,同时也暴露出网络信息的安全问题,但最终结果似乎也仅仅止于此。

网络似乎就像一个巨大的机器,不断地生产出一个个的热点,一旦新的热点产生,那就意味着前一事件的“兴奋点”已过去,甚至许多网络热点实际上就是由背后的“水军”所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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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深圳大学教授王晓华认为,作为学者除了区分事件与非事件,同时进一步深入地加以介入性的讨论,把非事件转变成真正的事件。实际上,不仅仅是对学者,在面对网络的热点时,每个人都应该保留一份审慎与反思,否则就会被网络所主宰,天长日久,失去自己的思考能力和行动能力。

纵观2016年新媒体给我们带来的一次次心灵冲击,不能否认,在新媒体技术的刺激下,我们有着各种各样的渠道来接收与传统不一样的信息,这意味着我们未来的选项变多了,就像博尔赫斯交叉路径的花园,新媒体让我们的未来有无穷分叉的多种可能性。但是在新媒体面前,我们要保留一份理性和思考,而不是盲从于热点,丧失判断力,否则网络赋予我们的参与甚至有可能变成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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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王馥芳在本报撰文指出,近年全球范围内各种“黑天鹅”事件频发,在很大程度上跟大众需要择机或借机释放其“常态焦虑”情绪密切相关。而导致“常态焦虑”的主要原因则是我们部分地、甚至很大程度地自愿把自身的权力让渡给数字化信息、数字化产品或者数字化服务,从而丧失了自我主导的权力。自我主导权力一旦被削弱到临界点,无能感就会成为社会成员的常态性存在。因此,我们不能任性发泄自己的情绪,世界与每个人息息相关。

新媒体文化的快速直播以及非理性,容易引爆社会个体长期郁积的“常态焦虑”情绪,在某些极端社会语境下,有可能导致集体性负能量“大释放”,进而导致非理性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理性引导新媒体文化的健康生长值得我们重视。

  化世界:民族主义抬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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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特朗普赢得美国总统大选以及欧洲多个国家右翼政党的支持率不断上升,可以很明显地观察到世界各地民族主义思潮表现得更加明显,并且在民间受到的支持程度前所未有。全球问题专家、瑞士战略咨询公司创始人克劳德·萨马加甚至将2016年称为全球民粹主义爆发的元年。

此时,亨廷顿对多元文化的抨击言犹在耳,我们不禁自问:现代性通过世俗化将各种文明融于普世价值的进程,难道将要被翻转吗?我们是否真的生活在一个文化共生的世纪?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许纪霖最近在演讲中明确指出,21世纪是一个全球保守主义时代,被全球化抛离的三大保守主义崛起(宗教保守主义、民粹保守主义、民族保守主义)。

面对民族主义抬头这一全球性问题,我们不由想起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对民族主义的清醒认识:民族主义主要具有两个问题,一是好战性;二是在多元社会当中无法很好地实现社会整合与团结的功能。

或者说,由于民族认同是依赖于诸如历史、文化、语言乃至血缘等过于具体的纽带,从而导致它在当今的多元社会当中难以具有包容性。他同时指出,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形成的基础的民族认同同时具有现代和前现代的特征。

前现代社会的特点是缺乏理性的反思。民族认同的前现代特点导致了如今出现的很多问题,如在欧美国家不断出现的对于少数族裔的怀疑和不信任,乃至不同族裔之间的摩擦和冲突。2016年的世界性的动荡不安一系列的“黑天鹅”事件的确是哈贝马斯这一理论的现实演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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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勾连,是当前的新趋势。国地缘政治专家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认为,随着大众传播技术革命与文化知识的普及,特别是集聚程度越来越高的城市居民文化水平的提高人们政治意识不断增强,他将这一过程称作“全球政治觉醒”。

这一过程往往还伴随着所谓的“青年膨胀”,即存在着由大量的年轻人所组成的群体,这些人往往在获得文化和经济认同方面困难重重,而传播技术的革命又会增强他们的“不安分感”。通过大众传媒而进行的具有民族性、排外性和煽动性的政治口号往往可以调动这些人的情绪,而越是能将他们的情绪与特定而又具体的仇恨和感受联系起来,就越能动员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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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北京大学教授俞可平所言,网络时代是民粹的黄金时代。这使得当前的民族主义思潮更加复杂。

因此,理性看待“让美国重新伟大”“全球英国”(Global Britain)这些政治口号,寻求民族文化传统更好地弥合政治共同体,值得我们当下深思。是秉承文化多元主义还是像亨廷顿那样主张民族国家的核心价值必须是一种整全性的、渊源于原初居民的历史文化传统,从而凝聚社会共识?或许文化将成为未来的社会稳定发展中的重要一极。

  化自信需要坚实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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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2016年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不由想起亨廷顿所言:“冷战终结的21世纪,是一个文明冲突的时代,全球战场的轴心将从政治意识形态转向轴心文明的竞争。”

面对复杂的世界局势,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的讲话中屡屡强调文化自信,将其与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并提。在全球民族主义复兴语境中,建设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则是“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如果一个国家没有独立的话语体系,便不会有独立的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就只能在他者话语体系后亦步亦趋。因此,“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理论研讨会”等一系列学术活动亦成为2016年学界的热点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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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发展文化,发展什么样的文化?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出发点、为本位,还是以西方所代表的现代文化为本位、为摹本?近年来的“国学热”可谓是文化复兴的面向之一。各种“文化明星”名利双收,汉服、唐装招摇过市,大典、仪仗隆重登场,其实这些都只是停留在符号化的平面维度上。因此,反思国学、读经也成为2016年学界的重要话题。

清华大学教授方朝晖就当下的“国学热”曾说过:“今天怀抱复兴国学、传承儒学使命的学人们,应当认真地考虑清楚,如何用合乎人性的逻辑、合乎文明的规则来阐明你们的观点。弘扬传统文化固然不错,但在学术研究中,一定要严格按照全世界共同接受的学术规则来论证,才能被世人接受;建构儒家治道或政体理论诚然很好,但最好充分理解人类各重要制度赖以产生的历史文化条件及其限制,才不至于让人觉得孤芳自赏、夜郎自大;欣赏‘三纲五常’当然可以,但只有从社会秩序的普遍原理出发,才真正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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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金惠敏对文化的话语体系建设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发展什么样的文化,无论中国传统文化或者西方文化,相对于中国当代现实文化来说,都是一种理论性的、话语性的存在。他将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比作中西餐,对于材料使用者而言,不过就是营养的差异而已。比如说一份早餐,其中有鸡蛋、牛奶、西红柿、生菜、坚果、烤面包,这些食材之间当然是有差异的,但对于用餐者来说,它们都是其营养源,没有什么对立可言。一切文化,无论中国自己的文化遗产还是作为舶来品的西方文化,都是资源,都是话语。

这些学者的讨论都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是打造中国话语体系的理论支撑。但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文化就是生命的修养,只能“涵养”,“徐徐得来”,简单的外在灌输只会让自己的文化失去魅力。

同济大学教授柯小刚认为:“无论是个人的生命还是文化生命都是‘活出来’的,不是工具性地读出来的。”唯有全面的文化素养提高了,文化自信才具备坚实的支撑,向世界讲述的“中国故事”才会更丰满,更真实。(本文原载于社科报总1544期,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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