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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与思

学者王晓铧的网易博客

 
 
 

日志

 
 

钱钟书与中国学人的欠缺  

2016-06-05 23:17:1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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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华

 

 

钱钟书热已成了中国文化界的一大景观。这本是好事,至少可以激发人们对本土文化的热情,但是在钱钟书热中有一种无限圣化钱钟书的倾向。钱钟书被说成中国的“文化昆仑”,与长城并列的中国“第二大奇迹”,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界的“圣人”,其著作构成了可能性无限的“文化魔城”,甚至他的思想在许多方面超越了海德格尔。果真如此的话,那么,钱钟书一定对中国文化进行了创造性建构。钱钟书的研究领域大体上属于文艺学范围,而中国现当代文艺学的情况又如何呢?下面这些悲哀得近似悲凉的话语足以说明问题:

“中国没有理论”(孙津),“没有一个人创立出什么比较有影响的文艺理论体系”(季羡林),“别人有的我们都开始有,别人没有的我们也没有”(毛时安),在当今世界文论中“完全没有我们中国的声音”(黄维梁)。(请参阅《文艺争鸣》1996年第2期曹顺庆《文化失语症与文化病态》)

显然钱钟书这座“文化昆仑”并没有将中国文化提升到令中国人真正感到自豪的高度,尤其是没有弥补现当代中国文化没有自己独立理论的欠缺。实际上,在钱钟书身上体现着中国现当代学人的根本欠缺:缺乏体系性建构的能力。这也是中国传统学人的一个根本性欠缺。中国传统学人做学问的最大特点是“评点感悟”。钱钟书的主要学术著作《谈艺录》和《管锥篇》都是评点感悟式的文本,只不过他运用了几种语言进行了比较学的研究而已。研究钱钟书的学者们所总结出的钱钟书的比较重要的发现,“如企慕情境”、“距离说”、“通感”等等,都可以在国外大思想家的著作中找到,并且不过是人家在体系性建构过程中得出的具体结论。照相机式的记忆力、惊人的博学、对数种语言的熟练掌握并未使钱钟书获得体系性建构的能力,而这意味着他继承了中国学人的传统欠缺。据叶舒宪先生的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最杰出的体系性著作《文心雕龙》正是超越评点感悟式的传统治学方式的结果:“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最杰出的体系性著作《文心雕龙》在近代受到很高的推崇,认为足以同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相媲美,是最有民族特色的瑰宝。可是严格的考察不难发现,《文心雕龙》的体系性建构在中国文论史上几乎是空前绝后的特例,关键在于作者刘勰自十二岁出家在钟山定林寺学习翻译佛教,印度宗教特有的逻辑思维方式铸塑了他的头脑,终于在评点感悟式的中国文化批评之外另创理论构架。”(叶舒宪《“国粹”何曾“粹”?》,《天涯》1996年第3期。)如果将钱钟书与刘勰相比,我们就会发现他缺乏刘勰那种超越传统进行体系性建构的力量。没有体系性建构,就不会有真正突破性的发现。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由此不难界定《谈艺录》和《管锥篇》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位置。

可以把有成就的学人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创立了独立的思想体系并开创了一个文化时代者,如亚里士多德、老子、笛卡儿、康德、马克思、海德格尔等;第二个层次——创立了比较有影响的具体学科或对此学科进行了具体的体系性建构——如皮亚杰(发生心理学)、贝塔郎菲(系统论)、苏珊·朗格(美学)等;第三个层次——对某一学科有很深造诣并在细节上有较大贡献者,陈寅恪和钱钟书都属于此层次。中国历来不缺乏第三个层次的学人,但第一和第二层次的学人则极端稀少。尤其是现当代中国文化界,几乎没有人达到第一层次,或者说中国学人许多年来已经丧失了向第一个层次冲击的能力。梁漱溟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化史上影响极大的学者,在评点东西方文化的区别时议论纵横,但在他企图在《人心与人生》中阐述自己的体系时则显得笨拙和力不从心。实际上,这种体系性建构上的笨拙和力不从心几乎可以在每一个现当代中国文化大师身上见到。钱钟书作为第三个层次上的学人也无改造这个局面的能力和意向。他在中国文化史上将占据一个恰当的位置,这是无须置疑的。然而如果我们将一个第三层次的学人称为中国的“文化昆仑”,除了说明现当代中国文化的贫乏外,还能说明什么呢?我们有王国维、陈寅恪、钱钟书这样的大学问家,却几乎没有黑格尔、海德格尔、马克思这样的大思想家,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现当代文化的一个悲剧。沉溺于包括钱钟书热在内的各种喜剧性的文化氛围中而忘记这个悲剧,则可以称之为“悲剧之悲剧”(钱钟书语)。

我无意于批评和否定钱钟书本人:他只是一个学者,并不天生肩负着成为伟大思想家并把中国文化向前推进一大步的使命;他在写作《谈艺录》和《管锥篇》时选择了评点感悟式的方法,也许正是由于他意识到了自己能力上的局限;他在天赋所及的范围内有所成就,对他来说已经足够了。但如果把他捧得过高,无视他作为一个典型的中国学人所具有的欠缺,甚至把他的欠缺当作优点来赞扬,那就大错特错了。所有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代中国文化界最缺乏的是马克思、海德格尔、弗洛伊德这样的思想家,因为只有这样的思想家才能使中国文化走出或借鉴西方或回归传统的老路,才能为中国人创造更广阔的人文空间。在历来缺乏体系性建构传统的中国文化界,要迎接这样的大思想家的出现,首要的前提是敢于否定自己。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除了表达这种否定的意向外,还表达我对中国当代学人的深切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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