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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与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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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生代作家与后文革意识  

2013-08-27 22:35:08|  分类: 与我有关的文章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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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生代作家与后文革意识

 

王晓华

 

    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和批判是中国当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巴金等老一辈作家到北岛、崔健、王小波等出生于20世纪40—50年代的文化人都曾真诚地投入到这场运动中。他们努力地寻找形成“文革”的深层原因,分析作家在那个动乱年代里的心灵史,反省自己作为同谋者、妥协者、苟存者的罪责,歌颂少数孤独地举起过反抗之旗的作家,并且力图用包括戏谑、反讽、病理分析、宣泄在内的手段来解构孕育了“文革”的坚硬的意识形态。这是很正常的:在一场大灾变过后,人们的目光会本能地固定在记忆中的灾难上。一个太容易忘记灾难的民族是肤浅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上述行动体现了中国作家的良知,也意味着我们的民族精神正日益走向成熟。

然而,我们也感到不少作家在反思和批判“文革”时也被那个时期的恶梦缠绕着,“文革”已经成为他们走向新的文化纪元的内在障碍。如果一个人选择终生与某种存在作战的话,那么,他就已经承认了对手的力量,并且被自己的作战对象所限制。甚至可以说,他们与对方作战的认真精神赋予了对方继续存在的理由。已经成为过去的“文革”就这样被无力走出其阴影的作家所不断复活,“文革”的历史就这样成为当代史。

问题的关键之处在于:“文革”在被如此复活为当代史以后并没有为这些作家提供超越的对象,而是成为阻碍他们前行的力量。我们在阅读这些作家的作品时经常能觉察到这一点。这种在“文革”结束后继续存在的“文革”意识已经异化为一种囚禁力量,使它的拥有者无力走向全新的未来。虽然为“文革”这样的历史大灾变送葬是完全合理的,但如果送葬者过于专注于葬礼并成为葬礼的一部分,那么,送葬者也会变成被送葬者,其命运则会如北岛在《回声》一诗中所写的:

 

你走不出这峡谷,因为

                         被送葬的是你。

 

所有人都是生活在此刻的。现在永远比过去更重要。反思“文革”这样的大灾变是为了与它彻底告别。为了避免葬礼中的角色异化——送葬者变成被送葬者,全面超越“文革”意识是必要的。这不仅要求人们以更广阔的视野去看世界,更要求人们学会以一种与过去无关的方式生活。然而,下面的事实是残酷的:人们的出生年代往往就是人们的命运,很多人都难以超越自己在过去年代里形成的生存方式。正因为如此,我们说代际更替也是历史进步的重要动力,也是在这种意义上,60年代与60年代后出生的晚生代作家的价值便凸现出来。晚生代作家有一种独特的优越性,这就是他们没有像50年代和50年代以前出生的人们那样实在地经历“文革”,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对于文化大革命没有切肤之痛。因此,他们能够更加从容地对待这场过去了的大灾变,以更超越的方式生活。晚生代之晚正是相对于文化大革命而言的。这种经历上的有限性——随后我们会看到它也是一种优越性——使他们很难像60年代以前出生的作家那样完整地把“文革”理解为一个政治事件。真正超脱的生活方式正始于这一代人。当前辈作家还被昔日的恶梦所纠缠之时,他们已经身心轻松地开始建构全新的生活方式了。所以,中国作家以1960年为界分成了两大代,两代人对待过去和现在的态度都截然不同:(1)就对待“文革”等历史性事件而言,上一代作家总是以在场者的身份去回忆、谈论、分析,从他们的话语中可以领受到他们内心深处依然存在的伤痛或忏悔意识,这使他们难以冷静地对待这些事件,而晚生代作家则会冷静、客观、如其所是地把“文革”当作一个研究客体,所以,对“文革”最有深度和完整的呈现和研究只能由晚生代作家来完成;(2)在对当下生活的理解上,上一代作家的目光总要透过“文革”才能抵达现在,也就是说,在他们与当下生活之间永远横亘着一段叫作“文革”的坚硬存在,因而他们难以用“面对事物自身”的态度来对待当下生活,而晚生代作家与当下生活之间没有阻隔,可以作为参与者没有前见、负担、束缚地呈现和评价当下生活。人们常说,经历是一种财富,但有时没有某种经历乃是更大的财富。晚生代作家恰恰由于缺乏上一代作家的经历而能直接面对现在和未来,更投入地生活在当下世界中。这正是他们的优势所在。

    必要的文本分析可以证明这一点。为了方便起见,我以作家为分析对象,所选择的文本则是同时刊登在《钟山》1998年第2期的《故乡面与花朵》与《短篇三题》,其作者分别是出生于50年代的刘震云和出生于60年代后期的朱文。在阅读这两个文本时,我明显地感到了作者——作品中的“我”——与当下生活的距离完全不同:出生于60年代后期的朱文如鱼得水地进入自己的故事中,既是剧作家,又是剧中人,在他与他所呈现的对象之间没有缝隙,也就是说,他心安理得、没有羞耻感、理由充分地混迹于自己所虚构出的并不美好(当然也不邪恶)的人们中间;刘震云作为一个经历了“文革”的作家虽然让自己生活在小说中的当下世界里——一个由暴发户、堕落者、变态分子、非驴非马非人非鬼的家伙们组成的世界,但这个世界显然让他感到不安,小说中的“我”也在最本真的层面上与这个世界保持着距离,并且时常本能地以局外人的身份对这个世界进行评价乃至审判。造成这种区别的主要原因依然是经历:在“文革”结束时还是幼童的朱文既没有对恐怖年代的真实记忆,又没有经过传统道德理想主义的深刻熏陶,因而可以直接进入当下生活;刘震云则完全不同了——他有着对“文革”时期真实的苦难体验,害怕当下世界以另一种方式成为人间地狱,同时,50—60年代特有的道德理想主义已经内化到他的心灵深处,而这使他时刻对当下世界——以物欲为导向的世界——怀有审判意识(在《故乡面与花朵》貌似荒诞的世界图景后面隐藏着一个审判者),所以,他实际上是超越于自己的呈现对象之上的。公正地讲,这两种创作方式(生存方式)各有其优势和欠缺:大部分晚生代作家拒绝以上帝的姿态审视自己所呈现的世界,不仅表现出了纯粹的个体化/平民化/民主化立场,而且可以使我们看到世界在个体眼中的真实映象,但是价值判断的缺席也会使他们退化为行动着的感觉器官,使他们的作品成为单纯的个人经验之流;刘震云等对“文革”具有清晰记忆的作家习惯于对自己所呈现的对象进行或显或隐的价值判断,可以使文学保持其超越性,但也会扭曲自己所呈现的对象。不过,如果在二者之间进行选择的话,我更倾向于选择前者:这是在世者对世界的直接呈现,其叙事动作是正在进行时的,与生活的关系更为密切,因此,它只要赋予自身必要的意义,就可以成为一种完整的文学实践;后一种创作方式则隐藏着一个致命的危险——这就是作者会同时被现实和历史所放逐:由于作者不认同已经内化在他们心灵深处的以“文革”为中心的历史(50—70年代),所以,他们已经自我放逐于这段对他们影响最大的历史之外,同时,由于他们大都保持了在那个年代中所形成的道德理想主义,因而他们又将自己设定为当下生活的局外人。对于包括刘震云等在内的上几代作家而言,过去是悲剧,现在也充满致命的缺陷,未来更不可靠,那么,我们应该栖居何处呢?只能是无家可归或生活在乌托邦中。与他们相比,晚生代作家没有这段历史重负,能够以局内人的身份对待当下生活,真实地呈现当下世界(包括他们当下的心理状态)。这种直接进入当下生活的生存方式的确产生了“平面化”和“宏伟叙事之死”等客观效果,但并不意味着所有晚生代作家都不追求普遍的东西,而意味着他们中的某些人对超越存在和普遍之物的追求更加纯粹。具有“文革”意识的作家在追求普遍的东西时总是先设立一个对立面(即“文革”和产生了“文革”的意识形态),然后再以否定这个对立面的方式去追求普遍,所以,他们追求的普遍总是受这个对立面所制约的。这种意义上的“普遍”难以成为大写的“普遍”。王小波就是一个例子——作为出生于50年代的作家,他不断用轻松、幽默、戏谑的语句解构与“文革”有关的意识形态,提倡经验主义、自由主义、个体主义,劝说人们轻松、愉快、没有教条、独立自主地生活,但他所倡导的“主义”都是作为“文革”的对立面而存在的,因此,它们并非指向真正具有普遍性和超越性的意义空间,同时,由于他太在乎一场叫作文化大革命的事件了,以至于他的目光只有经过这个事件才能接触到现实,所以,他的思想总是比现实“慢半拍”。晚生代作家则由于经历上的原因,无需或不属于将“文革”设定为对立面,自然可以进行更加纯粹的探索。这一点已经在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表现了出来。例如,在前几年展开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中,部分晚生代作家就展示了自己的独特姿态:他们不再像上一代作家那样仅仅从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层面来探讨人文精神,而是力图在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双重层面上反思人类的生存方式,将人对人的关怀与人对整个世界(包括自然界)的关怀联系起来。在晚生代作家中,有人已经开始追求人类学意义上乃至超人类学意义上的超越立场,其思想境界开始接近海德格尔所说的天—地—神—人四重奏。20世纪中国最杰出的诗人海子就是如此。这位出生于1965年的诗人基本上没有被“文革”的阴影所纠缠,因而能比北岛等诗人更自由地进行创作。与负有解构“文革”使命的北岛等人相比,海子在诗中表达了对天—地—人三者关系的更纯粹的领受和反映。他具有比朦胧派诗人更为彻底的涵括、整合、包容意识。他在《诗学:一份提纲》中表达了这样的意识:整合一切可以整合的元素,抵达大全境界。在追求大全的过程中,“文革”和与此相关的东西不过是被整合的部分元素而已。显然,如果这种意义上的整合成功了,那么,中国当代文化将获得更为宽广的前景。海子的过早辞世使他的工作永远不可能完成了。不过,有更多的晚生代作家正在建构一种更具有超越性/普遍性的文化。他们的工作意味着希望。

    在新世纪里,中国作家必须建构出全新的文化空间。这要求我们掌握告别的艺术(包括告别“文革”)。晚生代作家在经历上的优越性使他们有资格完成这个使命。当然,他们的后“文革”意识仅仅是完成这个使命的前提。真正的文化构建依赖于更富超越性的努力。其中的必要步骤是使构建新文化的运动从自发走向自觉,使它由激情的直接喷溢跃升为成熟的精神实践。作为晚生代作家的一员,我坚信我们即使不能完成这个使命,也会为更晚的晚生代作家完成这个使命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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