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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与思

学者王晓铧的网易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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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乐感文化:控诉有余而忏悔不足  

2013-12-17 23:18:3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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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陆续有一些人为自己在“文革”中的行为及伤害过的人而道歉,今年似乎更多了些。其中,引起社会关注的有陈毅之子陈小鲁前不久在自己的博客中贴出的道歉信。陈小鲁在信中表示,“作为当时(北京)八中学生领袖和校革委会主任,对校领导和一些老师、同学被批斗,被劳改负有直接责任。”向“曾经伤害过老校领导、老师和同学”郑重道歉。他还表示,自己的道歉太迟,但必须道歉,“没有反思,谈何进步!”

作为将门之后,陈小鲁的道歉值得肯定。

对于“文革”,尽管有关历史决议将之定性为一场浩劫,但在民间,并未有过很彻底的反思。一个表现就是,虽然这些年来有关对“文革”的描述和回忆的文章很多,但在时间的流逝和冲淡下,后人见到的,要么是受害者对直接加害者和运动发动者的控诉——虽然从个人和国家的角度看,这种控诉有其必要,但控诉太多也给人一种印象,似乎“文革”的灾难,只是发动者和加害者的错,自己则很清白;要么是把苦难作为一种资本来宣扬,似乎那是个值得记忆的美好年代,所谓青春无悔,这在一些曾经的红卫兵和上山下乡的知青写的回忆录中表现得尤其明显。上述两种对“文革”的私人回忆和叙述,虽然价值取向不同,但在剖析自我上,都有一个共同点:选择性还原历史,不敢或不愿触及自己灵魂的阴暗面。

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当然很多,不过,从文化看,在我们民族的文化基因里,缺少忏悔和赎罪的传统,是需要一提的。中国的文化被李泽厚称为“乐感文化”,以区别于西方的“罪感文化”和东邻日本的“耻感文化”。如果说,“罪感文化”依靠启发人的良知,并通过忏悔和赎罪来减轻人的内心的犯罪感;那么,“乐感文化”正如这个名称所显示的,它更重视现世的快乐,企图通过在人的伦常日用的人生快乐中实现超越,这也就不可能给忏悔以位置。因为忏悔的前提是正视罪的存在。

中国文化的这一特点,根源在于性善论,所谓“人皆可以为尧舜”,因此,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缺乏对人性中最深的黑暗——罪的认识与反省。中国文化有懊悔、悔恨、悔过、悔悟,追悔莫及,悔不当初等,但就是没有悔改,没有对生命的忏悔,充其量,我们只能做到“认识错误并加以改正”,但不知道也不愿意知道罪为何物。用学术的语言说,人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是无欠缺的存在,并未犯有不完善罪,因而无需忏悔。

除此外,用学者王晓华的话说,中国文化在主流上还是非宗教的,不设定一个超越的、终极的、无限的存在为人的信仰对象,而忏悔恰恰需要这样一个无限的信仰对象存在,如基督教中的上帝一样。所以,中国人虽然缺乏同一的超越的信仰对象,但又必须有所信仰,于是,中国文化便采取将某些特殊人物神化的信仰策略,也就是把那些曾经存在过或正存在着的政治、军事、文化领袖,作为神化、信仰的对象,他们被认为是以国为家的精神家长。对于这些被神化的人物,人们的主导意识是服从。这说明,中国人精神上尚未普遍地成为个体,缺乏在内心法庭中审判自己的能力,他们可能会向“家长”认错或控诉,但不会向无限者忏悔。

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的“乐感文化”实际与日本的“耻感文化”是一致的,而迥异于西方的“罪感文化”。所以,面对纳粹德国给人类造成的灾难,德国总理勃兰特可以向波兰人民下跪谢罪,日本则做不到这点。中国出现的则更多是控诉。每当社会灾难过后,我们的民族就会涌现出无数的控诉者,向世界倾诉自己的委屈和哀怨。控诉意识发达而忏悔意识近乎于无,是中国人的集体特征。

(作者系北京文化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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