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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第九届年会综述  

2011-08-05 19:34:06|  分类: 与我有关的文章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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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第九届年会

暨“批评理论与当代文学生产”学术研讨会综述

闫月珍 整理
2008年12月26-28日,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第九届年会暨“批评理论与当代文学生产”学术研讨会在广州暨南大学隆重召开。此次会议由中国文艺理论学会、《文学评论》编辑部主办,暨南大学中文系文艺学国家重点学科、广东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暨南大学海外华文文学与华语传媒研究中心”承办,中山大学中文系、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深圳大学文学院协办。大会开幕式由蒋述卓教授主持,暨南大学副校长纪宗安教授代表暨南大学致欢迎辞。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会长南帆教授致辞并转达了文艺理论学会名誉会长、老一辈文艺理论家徐中玉教授的贺信。饶芃子教授代表暨南大学文艺学学科在大会上发言,她回顾了 1983年以来暨南大学文艺学学科举办的多次学术会议,阐明暨南大学文艺学学科与全国文艺理论界的频繁联系与交流。与会代表130余人围绕相关专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一 批评理论与当代文学生产
网络时代,电子媒介使得文学的存在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化,这对文学批评提出了新的挑战。精英文学与通俗文学之争、大众批评与学院批评之争、传统批评与新媒介拙评之争,引起了对文学经典标准、文学生态问题的反思,这些成了此次会议最热烈和最具争议的主题。
(一)学院式批评的困境与大众批评、新媒介批评的兴起
欧阳友权教授指出,当代文学生产分为作品和理论两个方面,形成三分天下的格局,即期刊、图书市场文学、新媒体文学。新媒体文学以其创作业绩证明其文学在场性(新民间写作);总体上改变了当今文学格局。这需要理论者切入文学现场,关注文学变迁,调整思维聚焦,提升理论活力。李凤亮教授分析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的于吐评对象、批评旨归、批评方法、批评功能、批评生态发生的巨变,即学院批评和媒体批评在对抗中寻求整合,媒体对批评话语权力的影响日益显著。它强调批评的转型,认为植根于当代审美文化的深刻变化,以及媒体文化的迅猛发展,必然要求批评家在知识、心态和策略上进行积极调整和应对,促进批评生态的优化。马大康教授认为,受利益驱动,媒体批评极易蜕变为廉价的广告,而学院批评的特征决定其难以真正介入现代大众传媒,无法对文学生产构成直接的实质性的影响。它对当前的批评格局表示忧虑,希望文学批评的第三支队伍的壮大,期望建构新的批评生态。苏宏斌教授认为近年来学院式的文学研究理论内涵空洞而稀薄,它提出走出困境的三条建议:让理论从现象中生成-让理论在直观中完善;在交流中改变成见。张世君教授则指出,当前叙事内容的创新远远跟不上技术文明的发明创造,这需要媒介内容创作者和文学艺术创作者拿出更好的作品填补叙事内容的陈旧和缺失,加强艺术生产的叙事创新,是跨媒介叙事的重要任务与发展趋势。
要协调学院式批评和大众批评间的对话,一方面必须发挥大众批评的有效性。苏桂宁教授充分肯定了大众批评的意义,它认为文化的大众化让艺术覆盖民间,艺术不被少数人垄断,艺术的批评权也随之大众化,这是时代的进步。南帆教授指出,革命浪潮中的大众和消费时代的大众其内涵有所不同,作为买主的消费时代的大众是批评和判断的标准之一,但并非唯一的标准。大众批评因其群众基础而有其民主的一面,可以起到监督文艺和社会机制的作用,但如果缺乏理性的指导必然成为无序的舌战。另一方面,学院知识分子因其良好的学术训练而有其理论基础和学养优势,发挥这些基础和优势的作用正有可能成就批评的先锋性和批判性。余岱宗教授认为,文学批评如果借鉴文化研究能获得更大的视野,更灵活的态度。学院式的批评不是滞后的批评,而是从经典出发,用锋芒的理论眼光对其进行重新的阐释。表面看是一种退却,实质却是先锋式的推进。胡亚敏教授则强调批评要回到文本,且文本细读只有提到理论高度才有普遍性,而完全回到文本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二)文化批评的趋势
蒋述卓教授指出,多学科融合促进了文艺学观念与方法的觉醒和文艺学新的发展成果,多学科融合也推动了文艺学与国际文学理论界的交流与融合,促使文艺学真正走向科学,在学科融合的观照下,要进一步对自身反思:文艺学不能丧失自身地位,但也不能无限扩大学科范围,应该回归文本研究,重新确立文艺学的学科地位,开拓文艺学研究的新局面,方克强教授认为,文化人类学批评是运用文化人类学的视野、方法和材料审视、评论、解析文学,是对文学持一种远古与现代相联系,世界各民族相比较的宏观研究态度。从整合的人类文学形式中寻找整合的人类文化意蕴,是文化人类学批评的主要目标和长处。同时,它也有削弱作家和作品个性、缺乏具体的审美价值标准的局限性。高小康教授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观念对文艺学研究思路有一定启发。它强调从文本研究扩展到活动研究,从树立经典扩展到关注生态,从追求普适性扩展到发现特殊性,从书斋研究扩展到田野研究。这一主题的讨论重在强调多学科交融的形势下,将文艺学扩展到与多元学科相结合的领域,从多种角度、运用多种方法综合展开动态研究,建立多样、综合、整体化的文艺学研究方法将是一个趋势。
(三)文学经典的标准
李玉平指出,经典有两个含义,一是美学的,一是建构的。文学经典起源于古典学研究,其作品必然是古典作品,强调普遍人性和文学经典的唯美性和永恒不变性。文学经典将文学经典政治化,彰显文学经典的建构性及其背后的权利斗争。前者是文学研究的对象,后者是文化研究的对象。文化的变迁必然导致文学经典标准的变化,这正是此类问题思考的起点。姚新勇教授运用后殖民理论分析中国少数族群文学研究,认为面对强势对弱势的压制,需要强调少数族裔文学冲破强势汉语文化阻碍,发出自己声音的作用。於贤德教授以《梁山伯与祝英台》为个案强调从文学作品的承续、流播和再创造的角度出发,分析特定区域在这一作品的艺术价值的形成与文本传播过程中的贡献大小,去确定具体的民间文学作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通过建立社会调查制度、专家评估制度和预备期制度,以提高申报工作的科学性和公正性。
(四)文学生态与生态美学
俞兆平教授认为,文学生态概念的最根本的质是“系统”——文学的生态系统,即相互制衡、衍生循环的“文学生态链”。所以“文学生态”概念的内涵是:把文学视为一个生态系统,即从相互制衡、衍生循环的“文学生态链”的角度,来考察与判断文学作品、文学史、文学理论,以及作家生存与创作、读者接受与批评等的一种理论体系。程相占教授则描述了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学和大地美学、科欧环境设计中的生态思想,以及戈比斯特的森林景观管理的生态美学,对美国设计学思想中的生态观念进行了分析。以生态价值观反思既有自然和社会格局,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身的多重关系为视角探讨人文社会科学问题,对于拓展研究的空间和视野具有重要意义。
二 中国批评理论及其建构
20世纪初中国文学批评走过了一段中西碰撞和融汇的历程新时期30年来,文学观念和文学批评又发生了巨变。以这两段文学批评历程为研究对象,学者们总结了可为当前中国批评理论的建构提供借鉴的历史经验。
(一)对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现代性进程的反思。
装锡牮教授认为,“学衡派”倡导并坚持理性的学术,其文化精神与论学立场对于陷于严重失序的中国现代思想文化领域,无疑是一种有益于校正时弊的正确见解。从学科史的角度进行描述和分析历史语境,是一种独特的研究视角。傅莹教授尝试还原清末民初文学理论建构的历史语境,认为文学理论学科的建立与近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密切关联,直接导致了文学观念的现代转换,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学科的知识范型。欧阳文风教授认为,梁宗岱所建构的象征主义诗学体系,已经是中国化了带有感悟诗学色彩的诗学理论,而它在阐释西方理论的时候,其立足点始终是中国新诗发展的实践。这些发言重在反思中西文论的交流、碰撞和融合进程,具有一定启发意义。显然,鲜活的个案研究往往比宏大理论更具有说服力。正如冯黎明教授反思“现代性”概念的弊端时所言,现代性对20世纪思想文化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同时也常常造成自相矛盾的结果,现代性在作为知识活动的文学研究中形成了一种方法论上的二难处境。“现代性”命题对于我们从整体上观照晚清和五四以来中国文化的历程具有重要意义。但如果将它流于普适性理论而忽视细节的复杂和偶然的多变,则是研究中需要注意的。
(二)对新时期文学批评概念、命题和价值尺度的反思
胡亚敏教授指出,随着“图像时代”和“日常生活审美化”等议题的提出,中国学者对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有了更为清楚的认识,显示出21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生机和活力。张永清教授则分析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作家的身份变化(即事业型、职业型和产业型三大类型),认为它呈现出由单一身份到“混合”身份的发展态势,即政治、审美、商业的多元价值取向。对新时期文学批评价值尺度的反思也成为了一个讨论重点。王晖教授认为,与“现代文学”、“十七年文学 ”、“文革文学”到“新时期文学”相比,“新世纪文学”概念预示着一个更趋开放的、融合中西理论资源的体系创建。赵炎秋教授描述了由建国之后的绝对主义到 80年代后的相对主义再到90年代之后的绝对相对主义态势,它强调应反对绝对的相对主义。应该承认相对中有绝对,绝对中有相对。李锡龙教授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终于艰难地回到了自身,但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文学批评很快就迷失在“商品化”、“市场化”的时代潮流中,它强调要捍卫文学的尊严。
三 现代文艺学视野下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
刘绍瑾教授认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价值的发掘、现代文艺学建设中传统文论的参与,与其说是目的,不如说是过程,是一个丰富的、具体的、鲜活的展开过程。学者们对如何还原中国文学批评进行了探讨。张奎志教授认为,中国古典文学批评中的“过度诠释”即道德批评并不是客观上无法避免的,它主张批评应该接近文本进行还原。李健教授认为,中国现代文艺学还没有完全形成自己的体系,我们的文艺学研究出现了偏差,即摆脱了艺术各门类的联系,而肢解了文学和艺术共同的审美本质。它认为研究中国古典文艺学可以深化以下几个问题:一是探讨文学与艺术共同的审美特性,二是总结出普遍适用的理论范畴,三提炼中国传统美学精神。闰月珍以细读为方法对郭绍虞写作文学批评史的历史语境和个人初衷进行了描述,她认为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借鉴西学实现了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理论架构,其价值取向体现了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理想和“中国文艺复兴”的梦想。王敦博士认为,文学批评家往往训练有素,方法严谨,然而当其理论凌驾于文本之上时,可能会造成训练有索的武断,学界对晚清的兴趣似乎更纠缠于宏大的结论,而不在于小说阅读自身。
四 海外华人文学与诗学
对台湾新儒家的重视是近年诗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刘旭光、孙琪分别对钱穆、唐君毅诗学的中国艺术精神作了整体的观照,并对其诗学建构理路进行了分析,指出新儒家的理论对于当前文艺建设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海外华人文学及文学批评方面,蒲若营教授指出,迄今为止的华裔美国文学批评话语与华裔美国人在美国的具体历史生存语境密切相关,与中国与美国的政治、经济关系及权力的此消彼长密切相关。李亚萍则认为,从理论的高度进行华人文学的整合比较难度较大,如何整合比较研究需要慎重,更主要从具体实践出发。海外华人诗学与汉外汉学家诗学方面,朱巧云细读和分析了美国华裔学者孙康宜的研究文本,蒋艳萍则分析了海外汉学家宇文所安的独特研究视角。以海外华人诗学家和海外汉学家为题,显示了当前学术界对海外汉学研究方法和视角的重视和借鉴。
五 西方文论与比较诗学
吴子林副研究员努力还原“终结”的原始语境,指出“艺术终结论”不仅是现代艺术的危机,更是现代性的危机,彰显了西方现代人对于自己的处境与遭遇的生命追问;艺术是个人主义的专区,不是纯粹的媒介事件和现象,我们不能将其命运简单地交付给时代;艺术应担当起将沉沦的个体从物化的文化氛围中解放出来的重任,以维护着人类自身的发展。代迅教授认为在黑格尔提出“艺术终结论”以来的一百多年里,现代艺术与美学发生了极其重要的转向。一方面,作为艺术精英的前卫艺术从审美走向审丑,另一方面,当今大众审美文化中,生活走向艺术化,艺术走向生活化,艺术与生活的界限日渐模糊并趋于消失,这对黑格尔的理论提出了挑战。
王晓华教授对海德格尔后期思想做批判性反思,认为后期海德格尔的确没有完全克服形而上学的致思惯性,它没有抵达思想应该抵达的地方,由此而生成的是其文艺学理论的内在悖论和局限。阎嘉教授将文学理论形态为封闭型理论、开放性理论、有限性理论、游牧式理论。它强诟在理论上追求应该是小理论,建构宏大理论的语境是大而无当的。张卫东认为,在现存的学科建制中,真正意义上的汉语诗学应该集中关注汉语文本建构之基本原则和价值评判标准等问题,并抛开普遍知识的幻象,承认自身是一种地方知识。
针对有的学者单纯强调中西差异和古今对立,蒋述卓教授认为要辩证地处理中西和古今问题,古代文论走向现代是一个过程,近现代诸多理论家都对其进行了转化,如王国维、朱光潜、宗白华等在很大程度上将古代文论予以吸收并在现代美学建构中将其发扬光大,创作上,中国现代诗人废名、洛夫就曾自觉地将中西融合,表达了一定的文化寻根意识。它们的视野中有西方的东西,但其表述内涵还是中国化的,在继承传统借鉴西方理论的基础上是有所创新的
大会闭幕式上,南帆教授作了精到的学术总结,它对文艺理论的发展提出了建议:一是关注现实的同时要关注活的文化产品,二是从文本背后看待和还原历史,进行文化研究。三是文艺理论不能脱离大众,但大众往往有其历史局限性,故文学理论又是超前性的。四是要对学科的纯粹性与完整性取宽容态度。这些建议对于我们深入文学前沿进行理论建设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和重要的启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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