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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与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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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报》:去行政化,中国高校改革的讯号?  

2011-02-05 12:37:28|  分类: 对我的访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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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化,释放变革的讯号?《社会科学报》:去行政化,中国高校改革的讯号? - 王晓华 - 思想
 

《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 - 2020)》明确提出“取消科研院所、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本报特约知名学者杜光、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储朝晖、深圳大学教授王晓华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管理学研究所所长伏绍宏对此进行深度讨论。 

 

杜光(知名学者):

依赖行政扶持的高校不可能成为国际一流高校

 

1.《纲要》明确提出取消事业单位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请问您是怎样看待这一事件?

在科研院所、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设置行政级是非常荒唐、完全没有必要的。目前,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使得这些事业单位机关化倾向严重,而科研创新最需要的不是机关化,而是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相比而言,我认为“教授治校”让学校管理层真正代表科研力量,可以更好地保证大学教育、科研创新的良性发展。与此同时,应该推进事业单位的党委机制基层化,使教授治校落到实处。

2.去行政化问题,一直处于舆论漩涡的中心。很多高校校长也就此发表看法。其中,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表示,中国目前是以行政级别来衡量社会地位,高校、科研院所没了行政级别可能什么都干不了。高校、科研院所在于外部对接的时候往往需要行政部门的支持。请问您是怎样看待这一问题的?

目前,政府按照事业单位的行政级别进行资源配置,高校、科研院所等凭借自身的行政级别获取支持。这获取支持的途径本身就是不合理的。政府行政支持和港澳台地区的捐助流向单一,各种资源更多地流向北大、清华等高校,而相对薄弱的院校得不到应有的扶持,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近年来,中国高校在国际上的排名不尽如人意,一些人希望通过政府扶持打造一流大学。这是一种很荒谬的想法。依赖于行政扶持的高校不可能成为国际一流高校。学校、科研院所应该致力于如何去获取社会认可,而不是行政认可。

3.《纲要》的具体推进是一个复杂的工程。您认为将《纲要》落到实处的关键是什么?

抽象的东西看起来总是很美好,但在具体落实中往往不尽如人意。要取消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必须有制度化的保证。否则,《纲要》中的这一提法将成为毫无意义的肥皂泡。另外,当年朱厚泽先生提出的“三宽”,现在还应提倡。如果没有宽容、宽厚、宽松的人才发展环境,仅靠《纲要》的出台很难真正达到预期的效果。人才的发展不是规划出来的。

4.有种观点认为,取消事业单位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步骤。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说。事业单位去行政化与政治体制改革相关,但不能笼统地说这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事业单位去行政化对去除30年来的精神病灶具有重要意义,从客观上将对整个社会起到良好的作用。

 

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

不要偏离“去行政化”的真正内涵

                          

1.66日《人才规划纲要》刚刚颁布出来,关于科研单位、学校、医院等事业取消行政级别的条款引发了众人讨论。有人说高校只要有党和书记来强调思想上的领导就不可能做到去行政化。还有人担忧学校取消行政级别之后,经费变成了难题。您如何看待这些说法?

袁伟时:只有鼠目寸光的政客官僚才会有付钱买服从自己领导的想法。高校的经费来自哪里?来自纳税人。为了纳税人的利益和社会健康发展,必须把教育经费在立法机关所通过的的预算中确定下来。这是对国家和社会负责的决定,而不是来自财政部或者各省财政厅的恩赐。

其实现在有些人把去行政化的内容和目的搞错了。某些地方的行政化是必要的,比如明确规定教师待遇不能低于当地公务员的水平,虽然还很难完全达到,但至少教师的待遇不会低得离谱。香港的公办大学,在某些方面——如教师的待遇和管理也是以公务员为参照系的。像这样的行政化是应该保留的。

那么,去行政化对于大学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作为培养人才的学术共同体,现代大学自诞生以来就一直在不断明确和完善自己的任务,那就是文化传承和创新。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大学必须自治,学术必须自由。大学自治,就是“办学自主权”,不是什么离经叛道的东西。在此情况下,如何去行政化,就变成了如何处理政府与学校的关系,核心是保障学校自身办学和研究的自由权,一切党政机关都不能侵犯。

目前所说的高校取消行政化管理,其实是要祛除70年来长期存在的办学观念。延安时期,根据地的学校,尤其是干部学校都要实施军事化、政治化管理,由政党领导是顺理成章的。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方方面面照搬苏联模式。即使在苏联,他们实行一长制,权力是委托给校长或者科研机构负责人的,学校党委不能领导校长。但是在我国,这种模式却与我国战争环境下形成的“一元化领导”相结合,毛病比苏联更严重,弊端丛生。1957年前后,考虑过是不是要改变党对高校的严密控制,毛泽东当时的谈话说得非常明确。但是反右斗争开始,这一迟来的反思也被扼杀了。    目前,中国高校面临这样的抉择:是继续保持现状还是寻求学术文化的大发展?是继续为全球产业链最低端提供苦力和相应的中低级技术人员、管理人员,还是为国家健康发展培养独立自主的创新型人才?如果选择后者,就必须保障学术自由和自主办学。

2. 您曾经表示大学教育的任务应该是培养领导中国变革的人才来,那么高校若想尽快胜任这个任务,主要应该在去行政化的过程中着重哪些方面?

袁伟时:我所说的变革型人才,不光要推动社会政治变革,还要推动包括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科技等各个方面的变革,这也就是钱学森所盼望的“杰出的人才”。这要求大学作出最根本的改革。“建设世界一流的大学”好不好?当然好,但挂在嘴边没有多大意义。要从塑造现代大学、现代科研机构的灵魂——学术自由做起,从建设现代大学制度开始。即实践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陈寅恪说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落实温总理提出的“办学自主权”和“独立思考,自由表达”。绕开了这些基本要求,“去行政化”是一纸空谈。

首先,大学应当以教学与研究为中心,所有的行政工作都应为其服务,但目前却正好处在相反的状态。不但党政机关把教师支使得团团转,而且有些部门习惯以禁止“独立思考,自由表达”为己任。可以说,去行政化过程中最大的阻力和最可能成功的希望都来自高校领导。清醒的、开明的、有智识的高校领导会主动推动这场转变,想方设法培育和保护学术自由——“独立思考,自由表达”的氛围和制度。

其次,教师的基本思维也要改变。很多教师是在听话至上、避灾远祸的体制下培养出来的;缺少藐视权威,创新第一的气概。他们依据多年来的惯性思维去教书育人,进行科研,是一时间难以改变的。大学教育,特别是研究生阶段的课程和人文、社会科学系科应当以讨论为主,把学科前沿的各种观点、材料带入课堂,充分讨论,在碰撞中寻求真理。但这立即面临以下两个问题:一是很多东西会突破原有的框架,多年来所灌输的思想的权威性可能受到挑战;二是一旦改革开始,震荡就不仅仅发生在学校内部了,我们整个社会的人才评价标准、学术评价体系、学术基金管理等等问题都必须随之发生变化,牵一发而动全身。说得更彻底一些,现在那种从幼儿园开始就培养乖孩子的指导思想也到了非变不可的时候了。

3.之前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担忧,在全社会都以行政级别作为评价标准时,取消高校行政级别将贬低教育,导致高校无法与社会对接。但在本次颁布的《人才纲要》中,明确规定不仅是高校,医院等事业单位也要开始取消行政化管理,这个过程面对的诸多阻力可以想见。作为一个长期关注社会问题的人文学者,在您看来,高校领衔去行政化,是否有助于改变整个社会的“官本位”思维?如果此举能得以顺利实践,能对目前中国的社会转型产生怎样的影响?

袁伟时:纪宝成校长的担忧是合理的,在固有的体制里面,单纯地拿高校开刀是行不通的。在强大的政治、经济力量面前,学校、医院等单位处于弱势,只取消它们的行政级别其实是无足轻重的。在整个社会的经济、文化、思想和社会生活方式都已经产生巨大改变的今天,社会管理办法如果还要继续按照严密的“官本位”模式去管理,是不符合时代要求的。这就要求党政机关也要改变,而这种改变不应只是口号上的,官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观念要改变,运作方式也要相应改变。

作为高校,只要不放弃自主办学,独立思考、自由表达的追求,即便外部条件不理想,也一定能有所进步。这仰赖于高校领导的责任心和胆识、魄力。而对于作为外部条件的政府,则必须做好迎接一场更大规模转变的准备。我们要不要现代化?要不要自由、富强、民主、统一的国家?遵循旧体制的惯性维持下去,还是通过改革往前推进,将决定中华民族创造出来的究竟是离心力还是凝聚力。谈“人才规划”不要忘记一个基本点:人不仅要吃饭,还要自由自在地说话,自由自在地生活,公民的各种合法权利不受到干预。光用金钱留不住人才,不虞匮乏的自由要与免于恐惧的自由相结合,才是人才生长和栖身的沃土。

 

 

储朝晖(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去行政化的最大原则是依法

 

1.您在之前接受的有关采访中,谈到如何平衡高校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时谈的最多的两个字就是“依法”,但您也说这个法还不完善。那么在法律还不完善的情况下,66号《人才纲要》中提出的“去行政化”的可操作空间有多大?您能预计到的最大阻力应该来自哪些具体方面?

储朝晖:首先要确定大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依法。关于可操作性和阻力,最为关键的是如何看待这一变革,如果仅仅把它当作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对决,那可操作的空间就会很小,阻力就会很大,甚至一无所能;但是现在高校的去行政化事实上成为中华民族自救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中国高等教育现状已经直接妨碍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创新人才稀缺,高等教育的尖端外移现象已经十分突出,学业成绩好的学生首选出国留学,今年北京市包括人大附中、四中、十一学校、八中、师大实验中学等名校近一成尖子生弃中国高考留洋,广州、上海、深圳、重庆等地也是如此,全球范围内的生源大战已经不宣而战了,中国自认为顶尖的大学不仅在世界上立不住足,而且在亚洲也立不住足。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行政化,学术的位置边缘化。现代大学靠钱堆不起来,也不可能靠行政级别提升,唯有靠遵从教育的内在规律,遵从学人共同体形成的规范,靠现代大学制度和大学精神。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就必然要去行政化,高校去行政化是全民族的利益所系,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应站到这一大趋势的对立面,这样就会看到可行性很大,任何阻力都能克服。

2.高校不仅仅是在“立校”“治校”等根本问题上期待一轮根本性的变革,诸多细节也在期待“去行政化”之风吹过带来新鲜空气,例如学术考核机制。过去的学术考核机制在行政化作风下具有重数量而非质量的特点,那么在去行政化之后,应当用什么样的机制代替量化考核机制呢?如果按照以学术委员会评定的模式,那么在相关法律、制度还不健全的条件下,非量化操作该如何避免产生基于人情或者其他利益因素的暗箱操作?
    储朝晖:去行政化不只是中国如此而行,传统的欧洲大学也在减少行政力量对大学的干预,比如法国这个原本高等教育中央集权式管理的国家,现有83所大学从中央政府处获得了完全的教务管理自主权。与此同时,政府的大量资金投放的方式也有所改变。为了能推进一种竞争环境,一种以结果为导向的发展前景,政府已将公共资金的投放与院校的表现挂钩;也鼓励学校自行寻找外部的财政来源。

关于学术考核,在行政化的管理体制下,无论你有什么样的机构设置和运行规则,都必然是一种外行管理而非专业的管理,量化评价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证;去行政化后,如果学术委员会的成员是真正的内行,他们就会找到相对客观公正的方式和规则进行科学自主管理,这一标准和规则都不应是外在附加的,而应是专业社团内部生成的,这些规则最终形成一所学校的章程,校内依章民主管理与校外依法治校相结合,这个自主的专业社团就能依据专业和心灵的尺度解决发展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3.最近“教授治校”模式是比较多的用于“去行政化”之后的替代方案。那么在学术自律和学术他律都不甚完善的情况下,我们是否能完全按照国外的“教授治校”模式?中国的教授作好这个准备了吗?这个效仿过程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储朝晖:首先我不认为“教授治校”完全是国外的模式,蔡元培时期的北京大学、梅贻琦时期的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等都将这一模式平顺地使用过。再说大学发展的规律和它应遵从的规则可以说是没有国界的。过多的担心往往是一种借口,没有实行怎么知道不行?历史上的成熟模式为何今天就不行了?为何现在学术自律和他律都不完善,主要是因为有过于强大的行政干预,破坏了高校内部的学术生态平衡。在一个平衡的学术生态环境里,规则就能正常发挥作用,规则是学术公器,是所有人都能用而且应该使用的,而不仅仅为少数人所用或少数人所专权。大家都依规则和程序处理各种问题,并且在使用这些规则的过程中逐渐明晰,如果大家都觉得存在不合理的地方就可以讨论修改,在这样的环境里,还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

中国高等教育只有向着大路走,才有可能发展得越来越好。否则老是在小溪里折腾,最终损失的是一代代人的青春时光和中华民族的发展机会,我认为这是最应该注意的,其他小问题都可以在进程中逐渐解决,不能因小失大,得不偿失。

 

王晓华(深圳大学教授):

去行政化有赖于总体改革进程

 

1.您曾经说过,中国当代学术原创性的丧失是中国学术之癌,而学术原创性的缺失源于传统学术规范、主流意识形态和大众文化的三重限制。那么众所期待的高校“去行政化”,是否能够在这三个层面上对原创性的回归有所保障呢?

王晓华:高校和科研单位去行政化有助于中国学术恢复其原创性。行政化的实质是以统一的政治管理体制统摄学术界、学术、学者。它使部分学者成为官员,使更多的学者成为纯粹被管理的对象。官员型学者奔走于政界、商界、学界之间,掌控着大部分学术资源(包括学术经费、在一级期刊和著名出版社发表作品的渠道、公开和隐秘的“人脉”)而无暇从事学术研究,必然或占用他人的心血,或者粗制滥造,其成就非但不会具有任何原创性,而且往往涉嫌学术腐败。大多数仅仅具有被管理资格的学者则逐渐习惯了自己低下而屈辱的地位,接受了“主奴二分法”,其主体性迅速被奴性取代,同样无力进行原创性的建构。倘若高校和科研机构能够真正去行政化,实现教授(学者)治校,那么,中国学术至少能够部分地重获原创性。

至于去行政化能否在上述三个层面上推动中国学术回归原创性,取决于改革的深度和广度(包括中国总体政治改革的进程)。由于意识形态和总体政治的改革远远超越了高校改革的地平线,因此,仅仅在高校和科研机构内去行政化显然不能产生如此宏大和深入的效果。在去行政化的过程中,改革必然遇到总体政治体制建构滞后的瓶颈,中国学术的原创性也会受到限制。

     2.可以说,目前高校去行政化的过程,处在整个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大背景之下,那么以往科研项目及经费调配向“时令学术”、“政策学术”的过分倾斜,以及高校面向市场需要专门设置赚钱的甚至有“骗钱”嫌疑的专业和培训班等现象,是否能够得到有效遏制?或者该如何遏制?

王晓华:这取决于改革的总体进程。去行政化是个系统工程,涉及到高校和科研单位本身与总体行政体系的关系。目前的高校和科研单位基本上属于总体行政体系。按照高校和科研单位所属地域(如中央、省府、市)和机构(如教委和其它部),它们被划分为不同级别,获得不同的经费。高校、科研单位、学者被置于等级分明的行政之网中,其学术研究必然听命于上级管理者的旨意。这正是时令学术和政策学术流行的原因。

由于高校和科研单位普遍没有实行董事会制度,其经费来源主要是单一的行政拨款。为了弥补经费的不足和获得高额报酬,有些高校和科研单位开始以畸形的方式走向市场。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在去行政化的过程中建立大学制度,允许高校建立自己的董事会,由董事会和教授委员会共同管理高校和科研机构,并因此获得筹集办学经费支配办学经费的权利。在高校和科研单位走向自治的过程中,相应的行业规范自然会建立起来,上述现象则会得到遏制。在这方面,与其指责个别高校和教师,不如反思体制性欠缺。

归根结底,我们讨论的所有问题都可以归结为:去行政化能否进行到底?与之相应的改革可以推进到什么程度?崛起的中国有没有勇气和智慧突破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的瓶颈?

 

伏绍宏(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管理学研究所所长):

事业单位去行政化需制度化

 

《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的颁布确实给我们带来了不少的惊喜,作为我国第一个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它的出现表明我国人才工作正向科学化、法制化、规范化的方向深度推进,是进一步保障人才强国战略顺利实施的标志性工程。《纲要》有许多创新之处,但我最感兴趣的是事业单位“去行政化”的问题。

《纲要》中明确提出“取消科研院所、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这是我首次在中央文件中看见这样的表述。是党和政府对理论界深刻反思和尖锐批判事业单位行政化现象的认同。从学者行为到国家意志的转变使我们看到了解决这一难题的希望。

由于“行政化”问题固化时间太长、病诟太深,注定了消解它不是能一蹴而就的,甚至过程还很漫长。我认为,有两个问题必须高度重视,第一,“行政化”问题应该由谁来“去”;第二,应该怎样“去”。在解决第一个问题时,若依靠这些系统现有的管理力量是很难奏效的,这正如使用病人给自己医病一样;在解决第二个问题时,应充分考虑到改变现存秩序可能出现的混乱,应在现有探索试验的基础上,尽快研究、制定不同区域、不同行业、不同类型的符合未来需要的事业单位管理制度,用制度化保障“去行政化”,避免“去意”虚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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